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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经老子既谈“道”,又论“德”。“道”与“德”相合,构成了其思想的完整体系。“道”是客观规律,其属性表现为“德”。“德”必须在大道的指引下,去观察万物的本源。凡是合乎“道”的行为就是“有德”;反之,就是“失德”。高不忘下,贵不忘卑,这是真正的“德”。就像君王称呼自己为孤、寡、不毂一样,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卑下一些,从而合乎“德”。所以说,那些最高的荣誉,是不需要自己去夸耀的;只要有了真正的德性,别人自然会去给你真正的名誉。“玄德”堪称慈母德范,它是最深刻、最本质、最核心的德,是老子给合于“道”的人及行为所打的“无限高分”。作为具体存在的“道”的践行者,即使不能真正与“道”合一,其行为境地也能无限接近道。所以,玄德是“道”的践行者的最高追求。
古之善为道者,非以明①民,将以愚②之。民之难治,以其智③多。故以智治国,国之贼④;不以智治国,国之福。知此两者亦稽式⑤。常知稽式,是谓玄德。玄德深矣,远矣,与物反矣⑥,然后乃至大顺⑦。
⑥与物反矣:反,通返。此句意为“德”和事物一起复归于真朴。古代善于奉行大道的人,不是教导人民智巧、伪诈,而是教导人民淳厚、朴实。人民之所以不好管理,是因为他们智巧、伪诈的心机太多。靠智巧、伪诈来治理国家,那是国家的祸患;不用智巧、伪诈来治理国家,那是国家的福气。懂得了这一反一正两种治国方式的差别,就是明白了治国的法则。总是处于明白法则的状态,就叫做最高的德性。最高德行深不可测,远不可及,与万物一起复归于真朴,这样之后才能完全顺乎自然规律。
河上公:使智慧之人治国之政事,必远道德,妄作威福,为国之贼。不使智慧之人治国之政事,则民守正直,不为邪饰,上下相亲,君臣同力,故为国之福也。王 弼:当务塞兑闭门,令无知无欲,而以智术动民。邪心既动,复以巧术防民之伪,民知其术,防随而避之,思惟密巧,奸伪益滋,故曰,以智治国,国之贼也。朱元璋:有德之君,绝奇巧,却异财,而远声色,则民不争浮华之利,奇巧无所施其工,皆罢虚务而敦实业,不数年淳风大作,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,非实痴民。
本章主要讲为政的原则。其中有“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”、“民之难治,以其智多”数句,若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意思上,难免会认为老子所讲的是“君人南面之术”,也就是“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,而且谋划的都是阴险狡诈之术”。对于这种观点,我们不敢苟同。古代的执政者对人民群众实行“愚民政策”,即使与老子“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”的思想有关,也只能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,是误解了老子的思想。因为就老子的本意来讲,他绝不会为迎合执政者的需要,而提出一套愚民之术的。他是“愿人与我同愚,泯除世上一切阶级,做到物我兼我的大平等,这样自可减少人间的许多龃龉纷争”。也有人认为,老子的愚民思想后来被法家吸取,成为日渐荒谬的愚民政策,而且一脉相承下来,以至于形成以阿Q精神和不怒、不争为特点的国民性。对此,我们是不太认同的。对老子“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”的主张,著名学者陈鼓应有着深入切实的评价。他说,“老子认为政治的好环,常系于执政者的用心和做法。执政者若是真诚质朴,才能导出良好的政风。有良好的政风,社会才能趋于安宁;如果执政者机巧黠滑,就会产生败坏的政风。政风败坏,人们就相互伪诈、彼此贼害,而社会将无宁日了。居于这个观点,所以老子期望执政者导民以‘愚’。老子生当乱世,感于世乱的根源莫过于大家攻心斗智、竞相伪饰,因此呼吁人们扬弃世俗价值的纠纷,而返璞归真。老子针对时弊,而作为这种愤世矫枉的言论。”这个评价是极为中肯的。老子希望人们不要被智巧、争夺搞得意乱神迷,不要泯灭原始的质朴、淳厚的人性,要顺应自然。其实,本章的“愚”,就是质朴、自然的另一种表述。
人们为何会产生那些本末倒置的虚伪追求?为何又甘愿悖离本性而追逐那些与生命无关的事物?国家为何会越来越陷于混乱状态?老子认为,这是由于人们心智太多所致。他还强调,那些善于以大道来治国的人,“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”,即不教人以聪明巧智,而教人以纯朴、厚道。因为他们懂得,以大巧治国是灾,以大愚治国是福。经常奉行这一准则,就能具备“玄德”了。治国如此,处世也是这样。一个人心智太多、过于精明,就会变得不诚实、不厚道。有一家餐馆,以专门卖鹿肉驰名,客人们都慕名而来,等着吃香喷喷的鹿肉。一天,一桌客人叫了一大盘鹿肉,大家都争先下箸、大快朵颐。可是其中一位曾经常吃过鹿肉的客人,在吃了几口后,觉得这个鹿肉的味道有些不对。他们就把餐厅经理叫了过来,直截了当地问他说:“请问,这盘里的是鹿肉吗?”经理赶忙说:“是啊,这是咱们店里最正宗的鹿肉。”客人怀疑地问:“可是,怎么味道有点像是驴肉?”经理笑着回答:“嗯……这个嘛……先生,不瞒您说,最近鹿肉缺货,所以在里面加了一点儿驴肉!”客人又吃了一口,皱着眉说:“加了一点儿?我看,恐怕不只一点儿吧!味道可真不太对!”经理很抱歉地说:“对不起,是加了一些,先生!”客人追问道:“那到底加了多少呢?”经理说:“大概是一匹驴,配上一只鹿啦!”听到这话,客人们愤然离去。这位经理就是心智太多、私欲太多了,试想那几位客人被骗了一次以后还会再来吗?长久下去,他的店恐怕会名声尽毁,只有关张大吉了。可见,一个人智巧太盛,真是他的祸患。反之,一个人不虚伪、纯朴、厚道,那就是他的福分了。当初,摩根先生加盟一家名叫“伊特纳火灾”的小保险公司,并成为股东。只是因为该公司不要求他马上拿出现金,只需在股东名册上签名即可,这正符合他当时现金不足的情况。不幸的是,不久便有一位在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投保的客户发生了火灾。如果照规定完全付清赔偿金,保险公司就会破产。因此,股东们个个惊慌失措,纷纷要求退股。摩根先生思考再三,认为做人要厚道,信誉比金钱更重要!于是,他四处筹款,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子,低价收购了那些要求退股的股东的股份,并如数赔偿了投保的客户。这使摩根成了保险公司的所有者,但他已倾家荡产,公司也濒临倒闭。不过,摩根的讲诚信的做法,令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很快声名鹊起。摩根趁机打出广告,再到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投保的客户,保险金一律加倍收取。即便如此,客户还是很快蜂拥而至。原来在他们的心目中,伊特纳公司已经成为最讲信誉的保险公司,这使它比许多有名的大保险公司更受欢迎。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从此崛起。多年以后,摩根成了美国华尔街金融帝国的主宰者。一场火灾,让摩根濒临破产。但也正是这场火灾,给了他展示自己纯朴、厚道、讲诚信的机会。正是凭借着比金钱更宝贵的信誉,摩根最终登上财富巅峰。纯朴、厚道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德行。这样的人很容易获得别人的信赖和支持,因此他们即使遇到了大灾大难,也会常常能得到众人的帮助,从而转祸为福、转败为功。
山东人大都为人实在,具有敦厚、质朴、豪爽、诚实的性格特征。正因为这一点,与别的商帮相比,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也显得单纯、直截了当。曾有人这样评价山东商人:有思想但并不狡猾,有经商的能力却不爱耍阴谋,有文化却不善于辞令。山东商人虽然淳朴、敦厚、善良,但在生意场上却不落人后。相反,他们讲求商业道德,做生意货真价实、从不欺诈,并且服务周到,对客户礼貌有加,这些都是现代商业领域不可多得的优秀商业品格,使他们的经营更具有竞争优势。在山东商帮的历史上,清末章丘县旧军镇孟家开的“八大祥”绸布店曾闻名天下。他们对学徒入店后的第一次考核就是看其对顾客的服务态度怎样,是否能做到和气生财、热忱服务,这是考核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。山东商人在经营上向来是以质取胜的。质优价廉、讲求信誉,是他们在能够稳立市场经济潮头的法宝。为了生产优质的商品,他们不惜出高价到远方购买原料,绝不以假乱真、以次充好、哄抬物价,这是他们典型的经营特点。这种优良的商业作风,一直延续至今。山东临沂的东方企业集团公司,以生产绞肉机、钢镐著称。他们就一贯坚持以优取胜、以信为本,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赢得了外商的信赖。有一次,外商急需一百台绞肉机装船。当时该公司的一个关键设备还没安装好,为了不耽误绞肉机出口,他们便连夜将毛坯运到江苏加工。第二天又运回厂,领导和员工奋战一昼夜,按时完成了任务。后来一算账,每台亏本40元。但他们却认为,“暂时亏本是小账,守信用赢得客户信任,才是一笔大账。”后来,山东省外贸公司安排他们在20天内完成50000件钢镐的出口任务。这项任务本就超过了该公司的生产能力,更何况在生产过程中,又追加了15000件,真是难上加难。但为了维护企业信誉,他们发动员工加班加点,踏实苦干,终于按期将货物发往青岛港。现在,该公司凭借质量高、价格优、讲信用等优势,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绞肉机、钢镐生产厂家。由这个例子,不难看出山东商人任劳任怨、讲求质量的精神和作风。已经进入了世界500强的青岛海尔集团,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、取得成功,与其重质量、讲信誉的经营作风密不可分。著名的“铁锤砸冰箱”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。海尔的前身,是青岛电冰箱总厂。当年,该厂只是一个集体小厂,年销售收入仅348万元,亏损达147万元。由于经营状况不佳,厂里的600名员工可以说是在守着一个烂摊子,因此人心涣散。由于该厂已经“病入膏肓”,虽然连换三任厂长,但仍回天乏术。直到35岁的张瑞敏“临危受命”,由青岛市家电工业总公司副经理调任该厂厂长,情况才发生改变。张瑞敏认为,企业发展应首重质量,并且一定要讲信誉。以此为出发点,他一上任就提出:“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。”以这种思想为指导,张瑞敏带头把76台有质量缺陷的冰箱全部砸烂。那一锤,所砸出的不仅是质量意识,还砸出了一种崭新的观念。从那时候起,质量意识结结实实地烙在海尔人的心中。直到今天,“铁锤砸冰箱”事件,以及海尔科技馆里的那把“闻名遐迩”的大铁锤,仍旧向人们诉说着质量与品牌的传奇故事。海尔非常珍视企业的信誉,以优质的产品和优秀的服务,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。现在,海尔已站到世界家电产业的前列,其产品如繁星落地,洒满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可以说,山东商帮不以智经商,走的是实实在在、稳稳当当的致富大道。其经商秘诀,概括起来无非两点:以质取胜和诚信经营。
老子说,以智治国,国之贼。即靠智巧伪诈来治理国家,那是国家的祸患。老子是希望人们不要被智巧、伪诈搞得心迷神乱,不要泯灭原始的质朴、淳厚的人性,要顺应自然。老子生逢乱世,感觉到世事纷乱的根源,就在于大家攻心斗智、竞相伪饰。因此,他呼吁人们扬弃世俗价值的纠纷,返璞归真,并期望执政者能够导民以“愚”。与老子不以智巧伪诈来治国的观点相对应,《庄子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。庚桑楚是老子的弟子,且独得老子真传。他居住在北方的畏垒山中,善用“以愚治国”的管理之道。如果奴仆中有人炫耀才智,他就打发其离去;如果侍婢中有人标榜仁义道德,他就让她们远离自己。他只和敦厚朴实的人住在一起,只用任性自得的人作为他的役使。他在畏垒山居住了三年,那一带便获得了大丰收。因此,那一带的人民纷纷相互传言:“庚桑楚刚到畏垒山时,我们都略感吃惊、诧异。现在,我们按天计算收入虽还稍嫌不足,但计算一年总的收益却富足有余。庚桑楚恐怕就是圣人了吧!我们何不一起像供奉神灵一样供奉他,像对待国君一样敬重他呢?”大家的谈论传到庚桑楚耳中后,他坐朝南方,心里很不高兴。弟子们感到很奇怪。庚桑楚说:“你们对我有什么感到奇怪呢?春天阳气蒸腾,百草生长;秋天庄稼成熟,果实累累。春天与秋天,难道是无所遵循就能够这样的吗?这是自然规律运行与变化的结果。我听说,道德修养极高的人,像没有生命的人一样淡泊宁静地生活在斗室中,而百姓放任自流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如今畏垒山一带的百姓私下议论,想将我当做贤人来加以供奉,我难道希望成为众所瞩目的人吗?我正因为遵从老子的教诲,而对此大不高兴。”弟子说:“不是这样的。大鱼无法在小水沟里回转身体,可是小小的泥鳅却能回转自如;大的野兽无法在小山丘上隐匿躯体,可是妖狐却正好能在那里栖身。况且尊重贤才、授权能人,以善为先给人利禄,从尧舜时代起就这样了,何况畏垒山一带的百姓呢?先生您还是顺从大家的心意吧!”庚桑楚说:“小子你过来!口能含车的巨兽,一旦独自离开山野,就难以免于罗网之灾;口能吞舟的大鱼,一旦被荡出水流,连小小的蚂蚁也能让其困苦不堪。所以鸟兽不厌山高,鱼鳖不厌水深。善于保全本性的人,隐匿自己的身形,不厌幽深高远。至于尧、舜二人,又有什么可值得称赞和褒扬的呢?尧、舜那样明辨世上的善恶贤愚,就像是在胡乱地毁坏好端端的垣墙,而去种上没有任何用处的蓬蒿。拣选头发来梳理,数着米粒来烹煮,计较于区区小事,又怎能有益于世事啊?尊贤重能,百姓就会相互伤害;任用智巧,百姓就会相互欺诈。这种种做法,都不能给百姓带来好处。人们向来都十分迫切地谋求私利。为了私利,有儿子杀父亲的,有臣子杀国君的,有大白天抢劫的,有光天化日之下在别人墙上打洞的。我对你说,天下大乱的根源,肯定产生于尧、舜的时代,而其流毒和遗害又一定会留存到千年之后。千年之后,甚至还会人与人相食呢!”正如老子所认为的,政治的好坏常系于执政者的用心和做法。执政者真诚质朴,才能导出良好的政风。有了良好的政风,社会才能趋于稳定。如果执政者机巧黠滑,就会产生败坏的政风。政风败坏,人们就相互欺诈、彼此贼害,而社会也就没有安宁之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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